开篇语

　　这两天，发生了两件大事都和薪水有关：一个是全国公务员涨薪，一个是河北一名14岁女孩为父讨薪跳楼身亡。

　　1月19日中午1时许，年仅14岁的四川巴中籍女孩袁梦在河北省冀州市凯隆御景1号楼16层坠下身亡，坠亡前她说，“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要回工钱”。

　　今年的欠薪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。

　　不久前，人社部与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下发《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。

　　2011年5月1日，针对难以根治的欠薪问题，恶意欠薪首次纳入刑法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这一打击欠薪的有力手段在现实中并未发挥多大作用，执法者甚少使用。

　　一个14岁的少女躺倒在讨薪的路上，有没有人为这样的讨薪悲剧负责？为什么从行政执法到刑事执法，都未能阻挡欠薪？

农民工的悲情：讨薪只能靠跳楼？

14岁少女跳楼现场

　　2014年11月26日，在安徽蚌埠，男子崔某为讨薪爬上30层楼高的塔吊起重臂，以死相挟。直到工地负责人拿来15万欠薪款，崔某才从起重臂上下来。因为扰乱单位秩序，讨薪成功的崔某被行政拘留7日。

　　2014年12月25日，据辽沈晚报报道，网友@还我血汗钱18 从23日晚9时至24日早8时，在微博上共发出30多条博文直播跳楼，逼迫他走上这条路的正是讨薪失败。

　　网友有人苦劝，有人点赞，甚至有人催促。铁西警方全城搜索，终于找到这位农民工网友，劝说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

　　1月5日上午11点左右，在山东聊城，68岁的岳兴刚老汉眼见儿子带队的劳务队讨薪无望，跳楼身亡。

　　1月7日，楚天时报报道，黄石警方一天接到34起报案，其中就有8起警情与讨薪有关。

　　据光明网报道，1月15日，华夏良子集团5名员工，站在了北京中关村辉煌时代大厦的楼顶，5个月未发工资的他们商量好集体跳楼讨薪。

　　1月17日，从荆州来武汉打工的25岁小工头黎某率工友上演了一出先堵路再跳楼的讨薪戏。

　　为了和老乡拿到3 万多元工钱，黎某找厂方多次交涉无果，之后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，仍然没有解决。考虑到通过法律催讨太麻烦，他们决定“闹出点动静”。

　　当天，黎某和几个老乡先在公路堵路，被民警训诫后离开。一刻钟后，黎某爬上服装厂6楼楼顶，以跳楼威胁。在楼顶僵持3个小时后，厂方兑现了3万多元工钱。黎某随即被民警带走，因扰乱公共秩序，被处行政拘留。

恶意欠薪入刑，为何不执行？

华夏良子5员工跳楼讨薪

　　讨薪难的问题如此严重，相关部门难道眼睁睁看着吗？

　　2003年底，以温家宝总理帮助重庆农妇熊德明讨薪为标志，一场清理欠薪的风暴席卷中国。

　　2011年5月1日，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将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”纳入刑法，明确规定欠薪逃匿数额较大，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，可入刑。

　　拒不支付1名劳动者3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，且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；拒不支付10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且数额累计在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，将认定为刑法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。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最高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这是对恶意欠薪行为最为严厉的法律刑罚。

　　2013年1月，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解释，提升了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”的可操作性。

　　可是，恶意欠薪入刑这个“重拳”打出之后，实际的司法情况与立法预期相去甚远。

　　信息时报报道，2012年，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1.8万件。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，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刑。

　　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2013年共办理拖欠工资等待遇案件17.4万件，其中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约为2039起。

　　工人日报报道，2013年各地移送司法的890件恶意欠薪案件中，截至2014年1月15日，各地法院审结仅53件。

　　山西日报自问“ 恶意欠薪时有发生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写入刑法也近两年，但用法律讨回公道的案例在我省仅有一起。原因何在？”

为何一些恶意欠薪者难以被“治罪”？

网友@还我血汗钱18 微博直播跳楼讨薪

　　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模糊的将原因归结于“劳动保障领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还存在一些问题”。

　　邱小平称，由于部分规定不明确，导致部分涉嫌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，无法有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打击犯罪的效果。

　　工人日报报道，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闫宝卿表示，“恶意欠薪”存在判定标准复杂、操作难、证据收集难等问题，法律赋予了劳动监察部门职责，但是手段并不够。

　　绕开这些官腔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，劳动监察部门有职责，但是手段不够，只能作行政处理。公安机关可以侦查立案，但他们通常不愿意管。

　　为什么呢？

　　新华网报道，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傅一波认为，除了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不在意签劳务合同、工程层层外包导致的证据收集难，“难以根治的地方保护主义更是司法机关立案时面临的一大阻力。有的地方从保护本地经济增长出发，对于领导挂牌的重点企业予以不合理的保护。对于涉及到该类企业的案件，往往会受到干预，公安对此立案的积极性不大。”

　　南昌市劳动监察局副局长史震宇说得更直白，“恶意欠薪入刑更大的意义在于其对欠薪者的震慑力”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走司法程序讨薪周期太长，涉及一系列环节，将案件移交至公安侦查后，还需经检察院审查起诉、法院审判等多个环节，这很可能拖上大半年。对流动性很强的农民工来说，这一问题尤其突出。并且即便打赢了官司，也可能面临着执行难等问题。

有法不依，板子该打谁？

　　从程序上来看，向劳动保障部门举报、投诉是农民工讨薪最为简捷、省时的方式。而打官司，则是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。

　　在将涉嫌恶意欠薪案移交司法机关之前，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和请求仲裁是农民工的必经之路，只有当欠薪者拒绝执行劳动部门所做的责令改正决定时，才会将案件移交。

　　现实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劳动监察部门厘清了事实，也做出了有利于农民工的仲裁，但欠薪者摆出“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”的态度，劳动监察部门就无可奈何了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公安机关就应该接过“烫手山芋”，动用刑法恶意欠薪罪。

　　用 南昌市劳动监察局副局长史震宇的话来说“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，但它并不是万能的，也不是最佳手段。”但既然有法，并且是最为严厉的刑法，相关部门就应该有法必依，让“恶意欠薪罪”真正成为伸张正义的利器。

　　实在不行，劳动者还可以对政府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。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傅一波称，“如果因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、消极怠惰而影响了恶意欠薪案件的立案、审理，劳动者有权对其提起行政诉讼，对其追责。”

　　针对欠薪问题，可以说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职能配置，都已经比较完善了，但还是发生这么多恶意欠薪事件，迫使劳动者以自杀的方式讨薪，到底是谁的耻辱？

（新浪晓航报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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